在绵延两千载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我深觉仅存两次和平转型的良机，却未能把握，实属遗憾。
中国拥有悠久的暴力传统，历史文献的记载显示，每一次朝代的更替无不伴随着暴力的痕迹。非是农民起义，便是宫廷政变、黄袍加身，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似乎总是被这样的暴力模式所主导。“和平转型”对于我国而言，实为一个全新的概念。
作者傅国涌
在我国悠久的古代历史长河中，我们无法寻觅到“和平转型”这一词汇的身影。“和平转型”之所以在近代得以成为可能，乃是因为融入了源自其他文明的诸多元素。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首次遭遇前所未有的西方势力，这股力量猛烈地撞击并开启了封闭已久的大门，从而打破了农耕社会数千年的宁静。自那时起，我们便陷入了农民耕作纳税、皇帝垂拱而治的固有模式之中。在我国，广大农民只要有一片土地耕种，能够满足温饱便已足够。皇帝们巧妙地利用了农民的顺从与忍耐，只要不将他们逼至濒临饿死的境地，他们便不会发起反抗。因此，一种制度得以不断循环往复，从未有过实质性的变革。历经千年，秦政制得以延续，无论哪个皇帝登基，皆沿袭着相同的制度。严格而言，统治之道便是生活之道的反照，生活方式与统治方式相辅相成，何种生活方式便孕育出何种统治之道。
两次和平转型，首次机遇浮现于晚清的维新变法时期，直至宋教仁遭刺身亡之际；第二次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直至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遗憾的是，政协的决议未能得到有效执行，国共双方的谈判最终破裂，内战随之爆发。这两次，均是中国实现和平转型的重大契机。
和平转型得以实现的前提，首当其冲的是必须孕育出多种社会力量，这些力量之间能够相互竞争、交锋。若其中一方过于强大，足以独占鳌头，主导全局，那么社会将难以形成和平对话的局面。和平转型得以实现，唯有当社会内部存在至少两种以上的对立力量，且这些力量在本质上保持均衡，亦即任何一方均不具备压倒性的主导地位时，方有可能成为现实。
审视晚清至民国初年这一约十余年的时间段，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首次出现了和平转型的契机？其根本原因在于，晚清政府已被西方列强严重削弱，已不再是绝对主导的力量。此时，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民间悄然兴起，这股力量便是我们曾忽视的立宪派。立宪派的力量根植于新兴的经济基础之上。
众多新兴工厂的涌现及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这在传统社会是难以想象的，随之应运而生的是一系列新的人物与力量。其中，立宪派便构成了清政府之外、独立于官方的新兴经济势力，这便是第二种力量。而第三种力量则是社会中那些强烈不满的分子，其中就包括孙中山等主张通过革命手段来改变现状的群体。在那个时代，至少存在着这三种力量的较量。而在每一种力量之中，又分化出了众多的小团体。以清政府内部为例，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和地方政府的崛起，逐渐形成了地方势力强大、中央势力相对弱小的格局。
袁世凯
直隶总督袁世凯及其所率领的北洋军力，几乎与皇室势力相匹敌。这主要得益于他掌握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北洋陆军，而其他地方所新成立的新式陆军，则大多由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士官生所掌握。因此，审视辛亥革命，在严格的定义下，它并非一场纯粹的暴力革命，而是一种有限的暴力冲突。在武昌工程营，几位士兵率先发起行动，并未引发严重暴力冲突，而长江流域便迅速传布檄文，各地纷纷宣告独立。实际上，各地独立的主力并非革命党人的力量，而是以新军和立宪派为主，这些势力在当时的中国已经颇具分量，成为朝廷难以完全掌控的力量。面对这一格局，清廷采取了一种禅让之策，其言辞颇为得体，虽是交出了政权，却依旧维持了皇室的尊贵与荣耀。
在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阵营中，并非团结一致，并非所有人都唯他马首是瞻。孙中山仅能操控同盟会的一派势力。虽然名义上他是同盟会的领袖，但实际上在同盟会内部存在着诸多派系，他们并不完全效忠于他。其中，直接引发武昌起义的中部同盟会，与孙中山的关系并不紧密，该组织由宋教仁、陈英士等人创建。在其成立宣言中，甚至未点明地对他进行了批评。他们对一直敬重且具有人格魅力的黄兴也颇有微词。
浙江与安徽地区的光复会自始至终并未真正融入同盟会之中。过往的历史教材提及，1905年，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黄兴主持的华兴会，以及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实现合并，组成了同盟会。然而，真相却是，这三个组织从未以正式的会派形式达成合并，换言之，并非组织层面的整合。同样，华兴会亦然，其多数骨干成员纷纷加入了同盟会。当时，他们曾召开会议，探讨是否应撤销华兴会，会议上的共识是，鉴于大部分骨干成员已转投同盟会，华兴会便无需再行活动。兴中会则完全并入同盟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光复会虽仅有少数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但其名称却得以保留，在长江流域一带依旧以光复会的名义开展活动，从未有过被同盟会取代的说法。
仅仅两年之后，到了1907年，孙中山与章太炎、陶成章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由于经费的分配与筹措等问题，矛盾愈发尖锐，最终导致了分道扬镳。那些已加盟同盟会的光复会要员纷纷离盟，自立门户，重新设立光复会总部，致力于组织的发展，与孙中山一派展开了对筹款资源的激烈争夺。
立宪派内部未曾涌现出任何一位领袖，其影响力足以决定性地波及整个中国，这样的情况从未发生过。立宪派的形成，是晚清新政的产物。1900年，八国联军将慈禧太后驱逐至西安，她这才深刻认识到，必须践行她曾亲手废止的戊戌变法的遗志，甚至更进一步，这才催生了晚清新政。新政中的诸多举措，已超越了1898年光绪皇帝在短短103天内颁布的诏书范畴，深入到了实质性改革的层面。
我们对晚清历史的认识，诸多方面已有贬低之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决策层，已敏锐地意识到改革之路的必要性，这不仅包括经济改革，亦需政治上的革新。她开始深刻认识到，面临的危机既源于外部的侵扰，亦源于内部的动荡。当时的官制改革，成效显著，从地方至中央，对整个官制进行了全面革新，某些方面甚至实现了近代化。诸如农商部、学部、交通部等新设机构，标志着彻底告别了延续多年的传统六部官制。更值得注意的是，清廷的改革已经超越了单纯行政层面的范畴。
清末新政所留下的最为显著的遗产，便是地方自治的兴起。这一变革赋予了各地建立咨议局的自主权，并切实付诸实践。尽管咨议局的选举并非人人皆可参与，它设定了财产和教育门槛，以规范选民与候选人的资格，然而，在百年前的中国，这一举措无疑是一次划时代的飞跃。我们不可轻视大清王朝所展现的气度与开放精神。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在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中，从未考虑过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推动社会变革，而是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统治，一道圣旨即可解决一切问题。
然而，咨议局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迈向了一个农耕社会未曾经历过的崭新阶段。在此之外，全国性的准议会机构——资政院——亦已成立，其成员由各省咨议局推举的部分代表与皇室挑选的代表共同构成，其中皇室成员的比例超过一半，在人数上略占优势。然而，由于这些成员大多年事已高，缺乏新知识，因此在会议中，地方选举的代表几乎完全掌控了会场，官选代表在与地方代表的发言交锋中，往往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甚至根本不具备对话的能力。此时，人数的多少并非关键。在会议中，即便只有一人发声“我反对”，其意义也是举足轻重的。因为这种声音的出现，代表了质的飞跃，而非单纯的量的变化。在晚清时期，一股新的社会力量正迅速崛起。
往昔，《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遍历我国各地，并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影像。其中，有一幅作品令我深感震撼，印象深刻。抵达新疆之际，彼时的交通状况颇为艰难，乘坐马车从北京至新疆，路途遥远，耗时良久。他定格了新疆咨议局的一刻，那不过是一个寻常的院落，却悬挂着一块格外显眼的“新疆咨议局”牌子。门前一棵老树，叶落枝疏。观此照片，我深感彼时的物质条件颇为匮乏，与今日相比，相去甚远。今日，哪怕是乡镇政府，也往往富丽堂皇，奢华非凡。而那时的省级议会机构，不过是几间简朴的平房，显得颇为不起眼。然而，这并无妨碍，那块牌子本身就是一种新生的象征，它代表着新生的元素。
当时，清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格局。诚然，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实施这些举措并非出于自愿。自古以来，历朝历代中鲜有统治者自愿放弃其手中的一部分权力，以与民众共享。所谓开明君主的“开明”，其背后必定有其特定的缘由。我们需深入历史的长河去探寻这些缘由。尽管他们的动机可能各有差异，但无疑，这些缘由都是他们自有的，绝非他们主动出让权力的行为。二十多年前，蒋经国在台湾推行开放报禁与党禁，引领国家迈向民主之路。他之所以做出这一重要抉择，背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无论统治者基于何种动机作出此等决策，其本质上是基于个人意愿的选择。即便该决策并非出自真心，或最终演变成事实，我们亦应承认并认可其行动。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位统治者的举措不容忽视，理应在史册中留下记载。所谓历史，即是对“有则为有，无则为无”的记录，他的行为一旦发生，便应铭刻于竹简之上，流传后世。
在这朝廷与民间互动的背景下，清王朝濒临崩溃的前几年，和平转型的契机已然显现，历史的车轮虽缓缓转动，却终究超越了革命浪潮的急速。孙中山所引领的革命力量，始终是社会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尽管其人数稀少、实力有限，即便他们被迫流亡海外，却也始终未曾缺席。
历史的变迁亦然。并非因为弱小便失去存在的意义，实则强弱之分并非固定不变，有时这种转变或许就在一夜间发生。以东欧的近代历史为例，齐奥塞斯库在广场上的演讲尚且显得气吞山河，他在台上滔滔不绝，那份从容不迫，转瞬之间，攻守之势已然逆转。历史的价值并非全然以量度来衡量。在历史的长河中，数学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它难以在历史领域发挥精确测量的作用。数学无法精确量度历史的广度，亦无法精准计算朝代更迭的时序，更无法预知历史变迁的走势。在历史的长河中，诸多时刻，量的因素并未占据决定性的地位。
总的来说，当社会涌现出两种或三种以上的社会力量，且不存在任何一种力量能够迅速吞并其他力量的格局时，和平转型便具备了可能性。
朱尔典
自然，实现和平转型尚需满足第二个条件，即遭遇一次重大的转折点。在这其中，国际环境构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自世界步入近代以来，各国皆无法孤立自守，封闭国门，固步自封。尤其，各国不能再沿袭过往朝代的陈旧模式，而应积极融入全球性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之中。自晚清至民初，大英帝国对中国的影响尤为深远。根据英国解密的蓝皮书记载，英国在华机构日复一日地密切注视着中国的政治动态，并向伦敦外交部定期汇报。他们对我国时局的洞察，竟有超越我们中国人的深刻程度，其对中国民众的关怀，亦胜过许多同胞。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促成清朝和平过渡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干预直接引领袁世凯登上历史舞台，彰显了即便是在关键时刻，一名外国记者亦能产生意料之外、巨大的影响力。
《泰晤士报》的资深记者莫里循，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屡次深度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在中国度过了数十载春秋，他堪称一位地道的中国通。与袁世凯私交匪浅。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密切关注着中国局势，并借撰写《泰晤士报》电讯之机，对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影响力之大，实乃今人所难以估量。他的电讯内容足以对英国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而英国的态度又进而对法国、德国及其他列强的立场产生显著影响。英国对华政治的干预，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些历史问题时，不禁令人感到矛盾。我们普遍不希望外来势力干涉我国内政，然而，历史中不乏此类悖论，正如租界时期的情形所体现。租界，无疑是一种消极存在，它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构筑了一个独立于国家法律之外的特殊区域。然而，若没有租界的存在，我国的近代历史或许将面临根本性的变革。
若无租界，摧毁一项崭新的事物，或剿灭一个阴谋集团，几乎可轻而易举，无甚阻碍。然而，一旦租界存在，情形便截然不同。因此，无论是对租界的观察，还是对外国势力对中国介入的审视，我们固然要关注其消极影响，亦应认识到其中蕴含的积极因素。在促进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些因素有时发挥着极其微妙的作用。英国对于中国的国家政策立场是，强调中国需要维持稳定与秩序，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英国倾向于看到中国保持一定程度的统一与稳定。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实际上获得了和平变革的额外机遇。鉴于英国对中国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其立场对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若干中国历史人物产生了直接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国际氛围中，中国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才得以显现。
洋务运动
和平转型的第三个关键因素，体现在经济领域所发生的若干新变。立宪派的形成，正是立足于中国新兴经济因素的土壤之上。在洋务运动开展之前，我国工业基础薄弱，1870年及以后方逐渐涌现出一些企业，初期多以军工产业为核心，民用工业几乎空白。中国早期的企业，除少数官办大企之外，绝大多数由外籍人士创办。而国人自办的民营企业，其真正的发展契机始于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之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对国家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屈辱，其中不仅要求巨额赔款和领土割让，更有条款允许外国人在华设立工厂。
正是这一条款，极大地激发了国内有识之士的热情，张謇便是其中之一。1894年，他荣膺状元之誉，翌年，正值他居家守丧之际——其父不幸去世，依照传统习俗，他需在家中守孝。然而，在这段时期，他却于南通创办了一家名噪一时的大生纱厂。与此同时，在交通便捷的长江流域，亦涌现出一些具有民营特征的企业。这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的真正萌芽，它诞生于甲午战争之后，在备受屈辱的《马关条约》的刺激下孕育而生。如今回顾，《马关条约》亦显现出其正面影响，若无其推动，民营企业的崛起或许将推迟至更晚的时日。
在清朝终结之际，私营企业已崭露头角。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在1905至1909年间，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律和规范。以现代视角审视，当时的破产法亦已存在。那个时期，诸多领域的发展已颇为先进。通过这些经济法规的出台，我们得以窥见当时中国民营经济的蓬勃状态。实践与立法相辅相成，空谈立法难以成真。通常，实践推动立法，但也有特例。新兴工商业的兴起预示着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的政治运作模式可能被淘汰。王朝亟需革新其统治方式与政治架构。
在1906年9月1日，慈禧颁布的预备立宪诏书，可视作一种回应之举。自预备立宪以来，我国已不再是单凭一朝廷意志便能决断的国度，实际上，当时已有多种力量交织共存。在这一进程中，经济力量的推动作用，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环节。清朝晚期，我国经历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这场运动的主体力量，主要由社会上经济条件相对优渥的群体构成，他们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及以上——诸如士绅、资本家、企业家、当铺和钱庄的经营者，以及拥有私人产业的富裕人士。这些人不仅财富丰厚、地位显赫，而且均为饱学之士，兼具文化素养与经济实力。
在这场持续两年、历经三次高潮的国会请愿运动中，我们得以窥见晚清政府当时所遭遇的挑战。这种挑战并非主要源自革命党人的冲击，而是源于社会中层对变革的强烈呼声。这些人敏锐地察觉到，社会变迁之下，顺应潮流是必然趋势。他们坚信，若继续沿用过往的统治模式，不仅君主制难以维系，亦违背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为了经济发展和争取更多话语权，他们亟需推动君主立宪制的实施，将预备立宪转变为真正的立宪。此举无疑符合中产阶级及以上的根本利益。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于满清贵族，即便是袁世凯这样的汉族重臣，也开始纷纷加入立宪运动的行列。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整个中国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然而，我们却未曾将那些富有阶层参与政治、议政的诉求视作革命，而将其归类为改良，视为资产阶级的行为。我坚信，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他们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全新制度。相较之下，那些主张彻底颠覆、以暴力革命来实现目标的人，实际上可能只是在重蹈覆辙，复制过去的制度。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暴力革命往往只会催生新一轮的专制，而非真正的自由解放。
真正的解放，仅在于自我觉醒与自我解脱。他人所赋予的解放，总是存疑的，因为谁又能真正解放他人呢？若认可他人能解放自己，那便是在设想世上有救世主，唯有救世主才能救赎他人。社会的解放，是个体自我解脱的过程，个体的解放同样如此。在我看来，若当时的社会未经历辛亥革命，而是一路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前行，或许也能顺利达成目标。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我们只能将既成事实记录下来。
至1910年，大清王朝仍存一线生机，那系其末路之际的最后契机，然而，这一机会亦未能把握。彼时，状元实业家张謇已投身企业十四载，手中握有巨额资本，已然成为一方巨擘，东南地区新兴社会阶层的领军人物，其影响力举足轻重。在一次与外商的宴会上，张謇无意间透露出异常信息。这位外商习惯记录日记，将他们饭桌上的对话一一记录在案。张謇在交谈中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清王朝的不满，此乃一重要信号。如同张謇这等出身状元的士绅阶层，亦已与清王朝渐行渐远。
在1910年以前，他未曾显露出一丝背叛王室的迹象，亦无对王室忠诚的疑云。在此之前，他们积极参与国会请愿运动，满腔热忱。然而，他们屡次遭遇了拒绝，事实上，双方争执的焦点仅在于一张时间表。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分歧，实则围绕这张时间表。在清王朝，双方对于时间表的分歧极为细微，仅相差两年。民间迫切要求立即实施立宪、召开国会、颁布宪法，而朝廷的回应却是推迟两年，直至1913年再行解决。然而，1913年已为时过晚，辛亥革命的烽火已于1911年燃起。
若清廷接纳了立宪运动之诉求，和平转型便在那一刻得以实现。届时，国会将成立，宪法亦将颁布，君主将变为受限之君主，君主立宪的架构亦将得以确立。至于清廷为何拒绝这些具体要求，我们虽不得而知，但可明确，彼时清廷亦遭遇自身困境，这是专制统治不可避免的结果。其皇帝年幼，国家政务由摄政王载沣实际执掌，然而载沣又受制于隆裕太后，致使整个国家陷入多头政治的泥沼，无一人能独断专行，非彼时之绝对权威时代。载沣与隆裕虽各有所权，但均无法全面掌控国事。此种局面，亦不利于国家变革之推进。
为什么台湾变得特别顺利，是因为蒋经国拥有绝对的权威。我们看纪录片可以知道，1987年的蒋经国是一个轮椅上的、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人，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说话都非常吃力，最后一次公开路面只说了104个字，包括好几个口号在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居然有能力做出重大的转折性的决定，就是因为他的权威，绝对权威，他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没有其他人指手画脚。
国民党在解除党禁、作出此类抉择之际，内部并未实现高度的一致。并非通过中委会议的充分讨论与决议，而是由蒋经国独立决断。众人对他的服从与信任，由此可见一斑。权威，有时亦能带来其独特的益处。历史中常出现此类悖论。清朝末年，由于缺乏一个能够决断的权威，国家错失了顺应民间呼声，迅速召开国会、确立宪法的良机，随之而来的便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虽属有限度的暴力革命，却非肆无忌惮的暴行。其杀戮相对轻微，持续时间亦不长，并未引发大规模的南北战争。这场革命在清末民初的和平转型历程中，宛如一段插曲，恰似喜庆之际燃放的鞭炮，短暂而欢快。
辛亥革命至1913年春，这段时期堪称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期。彼时，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多达五百余种。尽管今日看来五百似乎是个较小的数字，然而在那个时代，五百种报纸的涌现无疑是一个庞大的数目。政党及具有政党特征的社会团体也如星火燎原，短时间内涌现出数百个，尽管经历分化，最终留存下来的数量并不多。
1912年冬季，参议院与众议院的选举与咨议局的选举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选民资格的四个必备条件包括：文化程度，强调小学文化程度或同等学力；在那个时代，人们更重视个人能力而非文凭。第二个条件为财产限制，此类限制性条款在西方选举史上屡见不鲜。尽管存在种种条件限制，选举过程中亦偶有越轨行为，诸如极少数的买票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选举本身存在问题，相反，这恰好说明此种选举模式或许能为中国带来一个真正的、全新的共和国——当时称之为中华民国。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变化理应缓缓而至。此次选举产生的议员阵容颇具特色，引人注目。有人将咨议局的议员与这次选举产生的议员进行了对比。咨议局议员大多拥有旧时的科举功名，其中不乏秀才、举人，甚至有进士，以秀才为主。此外，也有少数人出自新式学堂，或是归国华侨，但并未成为主流。在年龄分布上，四十岁以上者占据多数。而到了民国时期，选出的参众两院代表平均年龄仅为36岁，均为年轻力壮之辈。其中，学历构成上，个别拥有旧科举功名，但绝大多数是新式教育出身，包括国内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或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当时，两会选举尘埃落定，宋教仁满怀信心，意气风发，坚信胜利在握，袁世凯已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在宋教仁的领导下，国民党占据了超过半数的席位，从而掌控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在那个时期，我国实行的是总统制与内阁制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规定内阁总理必须由多数党领袖出任。因此，国民党在大选中取得的胜利预示着作为实际党魁的宋教仁将有机会担任总理一职。此外，法律还规定，任何由总统签署的法律都必须经过内阁副署。这一规定有效地限制了袁世凯总统的绝对权力。
因此，宋教仁满怀激动，坚信凭借宪法、国会以及内阁这三项关键法宝，足以驯服旧官僚和旧军阀，引领中国迈向宪政之路。他曾发表一则备受赞誉的演说，其中言简意赅地指出，昔时我们身为革命党，秉持铁血意志，不惜以命相搏；而今，我们转型为普通政党，则需以明确的政纲作为武器，与之抗争。这几句言语精准至极，寥寥数语便将纷繁复杂的道理阐述得淋漓尽致。普通政党并非天生注定执政，其合法地位源自选举，若无充沛的选票支持，便只能置身于在野之列。1913年春，宋教仁实已握有胜利之钥，然而，就在曙光初现之际，他却不幸遇刺。这一天，即3月20日，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宣告了我国首次和平转型梦想的破灭。
民国初期的两院选举，其根基牢牢植根于晚清的宪政体系之中。辛亥革命虽如插曲一般，却并未打断和平转型的步伐。在社会经历重大变迁之际，如何避免剧烈动荡与冲突，如何确保社会秩序长期稳定，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理想的结局，这是对政治家、学者、民间精英、企业家等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考验。他们需运用最高度的理性，倾注最大的努力，方能实现这一目标。这并非单一党派或组织所能独立完成，而是需要社会各阶层共同努力，共同构建的合理格局。历史变革的道路并非由一家独大，即便是力量最为强大、追求大一统的新政权，在最终成形之前，也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
众所周知，宋教仁遇刺之后，孙中山所领的革命党派果断采取了武力抗争的策略，发起了“二次革命”。这场战争主要集中在江西和南京两地，因此当时被称为“赣宁之役”。紧接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军阀间的混战此起彼伏。直至1927年，国民党凭借武力手段建立了新的政权。
重庆谈判
自1937年往后，民族危机再次浮现，并引入了新的变数，为我国带来了和平转型的另一机遇。这一机遇源于抗日战争所形成的国际环境，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力量，普遍支持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这无疑是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聚民心的契机，这一景象对今人而言，恐怕难以想象。当时，蒋介石被誉为民族英雄。在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高楼上，悬挂着巨大的画像，标语随处可见。当都城还在南京时，蒋介石所受到的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程度，至今仍令我们感到惊讶。那个时代充满了这样的氛围，事实上，和平的呼声此起彼伏。特别是在国际压力的背景下，因此，蒋介石不得不多次从重庆向毛泽东发电报，邀请他赴重庆会面。这是在国际环境中的事件，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个条件则是，彼时的中国，势力林立，其中最为显著的无疑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二者均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然而，我们绝不可忽视，在这两大阵营之外，尚存在着一支极具影响力的第三势力。这支力量并非铁壁森严、团结一致，而是由众多不同的群体所组成。在这其中，最为显著的一股便是中国民主同盟。
当年的民盟实力，今日看来或许难以想象，其时，民盟扮演着国共之间的平衡器角色。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人物，皆在那个时代显赫一时，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罗隆基的一生中，最令他自豪的时光莫过于1945年秋至1946年春那段岁月。有人曾言，这乃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次，无需枪炮，仅凭智慧发声的时代。各式各样的政治理念、各派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皆可围坐一堂，展开对话。纵使立场相左，观点对立，亦能畅所欲言，激烈辩论，直至面红耳赤。言辞交锋过后，双方仍能握手言和，共谋和谐。
政协会议之所以召开，正是因为当时中国汇聚了多种不同的政治势力，迫切需要通过协商寻求共识。“政治协商”这一术语并非出自共产党人之口，而是由法学造诣深厚的国民党要员王世杰所提出。这里的“政治协商”指的是真正的协商，即便双方立场相悖，分歧明显，也能坐下来进行交流与讨论。
彼时，存在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它们未能参与到政治协商的框架之中，对这些政党所召开的所谓“分赃会议”提出了批评。我国幅员辽阔，为何只有少数几家参与协商，而其他众多与这些政党无直接关联的群体又该如何自处？当时，人们选择政治党派多基于信仰，固然也不乏机会主义者，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有一个名为中国青年党的组织，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期崭露头角，它是一个成立于1925年的在巴黎建立的国家主义派系。
在党的全盛时期，党员人数多达四五万。他们大多活跃于文化、教育等关键领域。中国青年党曾为民盟的三支力量之一，后独立门户。民盟之所以影响力胜过青年党，关键在于其成员多为中上层知识分子。在政协会议上，能共聚一堂、参与谈判的代表中，国民党有8位、共产党7位、民盟9位、青年党5位、无党派人士5位。其中，不乏出版界翘楚王云五、报业泰斗胡政之、实业巨子缪云台、学界泰斗傅斯年以及作家郭沫若，而郭沫若则有着鲜明的红色背景。正是这样一群人聚首一堂，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与谈判，讨价还价，唇枪舌剑，最终成就了五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中不仅包含了制定新宪法的基本原则，内容详实至极，许多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颇具价值，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义。
涵盖了对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的方案，其中比例分配的具体细节也已明确。至于选举孙中山所构想的国民大会，关于代表比例的划分及旧有代表的认可与否，成为了最为激烈的争论焦点。此外，一项具有共同纲领性质的《建国纲领》亦在原则上达成了共识。
除了上述四个文职改革方案之外，另有一项军事整编计划，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与国民政府军队的整编比例，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转换失败】：如果按这五个方案去做，抗日战争的胜利就给中国带来了一次空前的和平转型机会，就把中国这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带入了西方主流世界的共和国。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然而，我们深知最终历史并未见证这五个协议的落实，冲突最终还是以武力手段解决。面对如此宝贵的一次和平变革机遇，为何我们竟未能抓住这从天而降的馅饼？我持有几项尚显稚嫩的观点，其一部分原因在于，历史学家孙隆基在其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提出，若在中国境内同时存在两个武装力量强大的势力集团，它们必定会相互吞噬，直至其中一方被彻底消亡，否则这场争斗将无休无止。
即便在1946年的中国背景下，他的这一观点亦具有普遍性。当时，国共两党均掌握着庞大的军事力量，试图通过和平途径来结束战争、将敌对转化为友谊，并组建一个民主政府，这一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极高的风险。
次之，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当时，民盟内部颇具影响力的那些知识分子，内心普遍存在一种思想上的朦胧。这并非无因，它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他们对苏联的了解，既不全面，也多停留在表面的认识，如同雾中观花，模糊不清。民盟之中，常委张东荪以其哲学家的身份著称。他提出了一种备受瞩目的理念——民主社会主义，亦称新民主主义。尽管与毛泽东的表述在字面上相同，但其内涵却有所差异，虽异曲同工，但细微之处仍显不同。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不过八个字：“民主政治，计划经济”。在那时，众多知识分子与精英人士内心深处，对这八个字深信不疑。他们视英美国家为民主政治的典范，将苏联视为计划经济的楷模。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并非理想选择，因为其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相比之下，计划经济则更为优越，国家通过计划来调控经济活动。
他们未曾目睹苏联国内所面临的困境，诸如饥荒等问题，这些负面信息对他们而言，宛如遥不可及。他们坚信苏联已成功解决了人类长久以来备受困扰的诸多难题，如分配不均等问题。他们幻想，若将苏联与英美等国合而为一，便能成就人类最理想的政治与社会模式。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在任何政治体系或社会制度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与缺陷。这些问题并非简单的“1+1”所能解决，将不同的制度简单相加，并不能弥补其不足，而是需要考察哪种制度具备更强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反省能力。在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民盟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左翼思想，倾向于中间偏左，而只有少数人持中间偏右的观点。这表明，在两个持有武力立场的政党之间的中间力量，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而非完全中立。这也是和平转型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个因素，我们并未排除在此次进程中，某些国际势力，尤其是苏联，可能扮演了不利的角色，这一观点尚需更多史料加以佐证。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和平转型的机遇颇为罕见。我们的文明历经数千载，多数时刻都伴随着冲突与暴力。即便是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在1920年初于上海遇见张国焘、许德珩等“五四”运动学生时，也曾对他们表示，你们发起的五四运动，走上街头游行呼喊口号，固然英勇，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不过是徒手之力。若我给你们五百枝枪，你们真的敢去付诸实践吗？这种言论透露出的心态，令人深感忧虑。即便如孙中山这般的，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杰出政治领袖，亦难掩其强烈的暴力倾向。其最终选择的路径，便是黄埔军校的建立，由此催生了南京国民政府，该政府实质上是国民党的专政体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即便是如今看来堪称伟大的孙中山，我们亦应给予其充分的正面评价。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人物，亦难逃强烈的暴力决定论影响。要引导中国人超越暴力传统，实属不易。
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里，两次和平转型的机遇先后错失，似乎带有某种宿命的轨迹。这或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宿命所在。
我对“尽人事，听天命”这六个字情有独钟，并非认同宿命论。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个体的谋划与奋斗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尽管如此，这些努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非毫无价值，它们总能在历史画卷上留下深刻的印记。究竟是什么力量主导着历史的变迁？我认为是每个人在各自领域的不懈努力，这种力量类似于经济学中的“无形之手”，我将其称为“天命”。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命”概念有所区别。
古往今来，“天命”观念认为皇帝的统治源于天意，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在人力所不能触及的领域，总存在一些极其强大、足以改写历史的因素，无论是和平还是暴力，一旦这些事件发生，便难以逆转。历史的车轮有时只需轻轻一转，便可能跨越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时光跨度并不算长，有时仅需寥寥数语便能概括。例如，提及西方的中世纪，我们只需“黑暗的中世纪一千年”这一句话，其他细节便可略去。同理，若在五百年后回望今日，当代史可能仅用数个字便能概括，而对于我们而言，当下的一切尚属未知。这正是所谓的“天命”，是我们无法掌控、无法预知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竭尽所能，去做力所能及之事。这正是我之前所阐述的。尽管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可能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成果，但它绝不等同于无果而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努力或许会在历史的编年长卷上刻下淡淡的痕迹。这些痕迹虽微不足道，却终究是存在的，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篇章之中。
历史犹如一条锁链，其上的每一个环节均不可或缺，彼此紧密相连，环环相扣。自古以来，无论权势多么显赫，历史长河中的人物最终都归于尘土。鉴于此，众生平等，每个人的奋斗都不容忽视，历史正是由我们每个人细微努力的累积而成。一个社会能否在关键时刻完成制度革新，有时便取决于无数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努力。假如这些努力是理性、清醒且恰当的，那么历史向正面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便会显著增强。
那就是将中国这古老帝国引领进入一个崭新的民国时代。
从帝国时代跨越至民国时期，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历史概念诞生。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际，我们的目标是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政府转变为多党联合执政的格局，这一愿景是明确无疑的。那个时期，意识形态的纷争尚未成为社会和平转型的主要矛盾，因为那时转型的时机尚未成熟。人们之间的最大分歧并非源于主义的不同，尽管选择的道路各异，但最终都趋向于同一条道路，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所言。
历史反复印证，众多成功实现制度转型的国家，最终所倚靠的并非武力手段。如此表述，美国的独立之战历时八年，然而所使用的武力均属有限，这种暴力并非绝对，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若华盛顿的军队与英国皇家军队真要展开一场血战，固然曾经历数场激战，但长期对峙并非其所能承受。严格来说，华盛顿的军队所进行的是一场象征性的武力抗争，这与曼德拉当年提出“非洲之矛”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曼德拉的目标并非与人正面冲突，而是摧毁象征性的建筑，其武力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且指向明确。我认为，中国在错失那两次良机之后，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便再也没有类似的机遇。历史的车轮就这样滚滚向前，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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